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在法律实践方面，由于这种法教义学完全将重心放在概念建构和体系化上，人们仅需将案件涵摄于普遍的教义学定理之下，就可以通过逻辑运算获得正确裁判。其一，法学方法论研究的精细化。
[99]所以，法教义学虽是学者的志业，也必将介入一国的法治实践之中。[73]关于本案案情、论证及其影响，参见陈征：《〈明镜周刊〉案》，载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2辑）：言论自由》，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以下。[20]当19世纪中叶法史学与法教义学的工作走向分离之后，历史法学也就逐渐演变为潘德克顿法学。要为社会提供公共行动与判断的标准，法律就必须具有安定性。法教义学指涉单个法律体系的实在法，而在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又都可以区分出诸多特殊法教义学，如民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宪法教义学等。
[24]Vgl.Helmut Coing, 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5.Aufl., Berlin u.New York: de Gruyter,1993, S.278. [25]Vgl.Karl Bergbohm, Jurisprudenz und Rechtsphilosophie, Bd.1, Leipzig : Duncker Humblot,1892, S.382. [26]Vgl.Phillip Heck, Das Problem der Rechtsgewinnung,2.Aufl., Tübingen: Mohr,1932, S.14. [27]Vgl.Phillip Heck, Begriffsjurisprudenz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in Günther Ellscheid und Winfreid Haasemer (Hrsg.), Interessenjurisprudenz,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74, S.171. [28]参见[德]冯•基尔希曼：《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在柏林法学会的演讲》，《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6页。如果说法律适用总是要对评价或利益间冲突可能的调整方式进行决定的话，那么教义学就为对被选择之决定进行理性证实提供了准备。所谓入世，就是加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宰的世界体系。
现有在法律移植层面上因选择启示来源的单一性而造就的偏狭理论视野，不利于我们对西方法治观念的政治性进行直观的辨别与认识。在规范实施层面上，片面强调以法院为纠纷解决的中心，导致法院不堪重负，涉诉信访不断攀升，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形象。当下法学理论与法治现实之所以在问题上出现错位或失焦，很大程度上在于法学理论界对我国法治运作的实然状态缺少真实的了解。32强世功：《法治中国的道路选择：从法律帝国到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
如欲理解这个概念，就必须理解能够生产政治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力。28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受此类批判启发，络德睦在《法律东方主义》中谈到了法律自我东方主义（legal self-orientalism）问题，即法律东方主义为东方人（主要为知识分子阶层）所认识后，往往能够促发一种自动服膺于该定见并将其自觉运用于实践的近乎政治无意识的思维倾向。
诚如任何一位中国的爱国人士或许皆能从《法律东方主义》一书中为其国家权力在全球舞台上的最大化投射找到有力的正当理由那般，法律东方主义及作为其反题的东方法律主义在中国最终会承载上怎样的意义，以及它将产生何种影响，最终都是一个译介政治的问题。事实上，此等文化霸权本身是一种垄断性的体系构造，不对其进行反抗是不可能的，但反思甚至反抗并不等于简单的否定，而是意在否定原有的现代性、全球化与法治。12相较而言，西方拜物主义化的法律观念其实并无本质不同。事实上，老路与邪路的对立，本质上与法治中国之最终目标尚不明确直接相关。
46 最后但却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要回答的问题是何谓法治的中国特色？正确认识并全面、准确地揭示、概括和提炼法治的中国特色，不仅是增强法治实践的理性自觉，增强对我国法治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必要前提，也是对全社会乃至全世界所必要的政治和文化交代。在先后铸就第一波礼乐文明（夏商周三代）与第二波礼法文明（从秦汉延至明清）之两种文明典范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继续赓续传统创造出足堪走出亚洲、影响世界的崭新法治文明样态，值得我们共同期待。15 其实，当下美国确立自身作为全球霸权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支配与全球化的趋势加以重叠而得以实现的，而这在本质上构成了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可以说，守持不同主张的法律人，其基本愿望都是积极的，都对中国法治抱有善良而急切的期待，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在我国现实条件下适度保持这种张力有助于防止和矫正法治进程中的偏差。
美国人喜欢诉讼，也被鼓励诉讼，而不喜庭外和解，这种心态的形成和庞大的律师群体有关：大量的司法需求是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律师创造出来的。36参见［美］托马斯·卡罗特斯：《法治的诱惑》，载［美］詹姆斯·赫克曼、罗伯特·尼尔森、李·卡巴廷根（编）：《全球视野下的法治》，高鸿钧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2页。
25简单地说，既然东方主义所支撑的法律意识形态霸权存在诸多问题，直接窒碍了中国法律主体性的确立，那么，批判法律东方主义的潜在导向便是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有鉴于此，改革者未来更需做一种多元法治理念的动态均衡配置思考，而非总是执持一种一元化直线型的法治建构观。
他指出，中国戏剧中女旦角的扮演者之所以往往都是男人，是因为只有男人才懂得女人应被期望如何表演。50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当代中国法治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中国文化》2015年春季号。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文本的分析，梁治平主张，此等法治至少应当包含四点：一是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为此，当下中国学人既要接续后现代法学的批判精神，确立一种明确的自省意识，重新审视自己的法治观，在法治建构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现代性的傲慢与偏见，尤其是对个人理性的盲目乐观和对形式法的过分张扬，又要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他者、寻求共同语言与共同关切，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真诚对话与沟通来克服文明的失语或自闭，找到互补互利的机遇，进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接轨国际的法治中国新路径。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一方面，后现代不是对现代的替代而只是对其的反思。
42这就意味着在如何妥善处理执政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执政党如何通过法律治理自身方面，较之西方资源，新加坡可望给中国的改革者提供更有价值的他山之石。其言虽属公允持平之论，然彼时内忧外患、前途未卜的中国却根本不具有将此畅想付诸实施之可能。
没有人会否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问题在于社会稳定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②参见［美］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于闽梅、曾祥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72页。
25［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参见Zhang Longxi， The Myth of the Other：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Critical Inquiry 1988（15）。
此等讲求和这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制度设计，并非一种无所侧重的和稀泥式的政治修辞，而是旨在追求在秉持形式法治建构理念之同时，妥适兼顾中国传统礼法理念与社会主义政法理念，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协同造就良善之国家与社会治理这一终极目标。揆诸现实争议种种，这里所谓的法治共识欠缺，诚如顾培东所言，明显不是指在中国要不要实行法治问题上的认识和主张不一致，而是对于什么是法治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什么是中国应当实行的法治和中国如何实现法治等基本问题，全社会缺少必要程度的契合与交集。然而不过二十年，2016年中国的GDP已名列世界第二，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是英国的四倍，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此时，中国开始践行可被阐释为意在推行某种程度中国式的全球化的一带一路倡议。③大英帝国桂冠诗人吉卜林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永远不会有交集的诗句，流露出大殖民时代西方普遍张扬的文明自负。
三是，法学界的很多学者主张政治改革优先，否则法治改革难有实质进展，然而在这一点上，新加坡似乎提供了一个东方法治国家的成功反例。54这与晚清多数洋务派所主张的中本西末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只不过这里的体是指作为当下国体之核心的党的领导。
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27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1996（35）. 28Gayatri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Vincent Leitch et al（eds.），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titicism， New York： Norton， 2010. 29赵鼎新：《民主的限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40苏永钦：《法治、法治国和依法治国》，载《中国法研究》（台湾）2016年第3期。从法律东方主义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本质上是在现有体制构造基础之上如何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与法治国家的问题。此等东西之争、体用之辩，之于百年中国，在每个历史阶段，自有其不同侧重之解读，于今更是如此。在这种笃定绝非环球同此凉热的文明观中，作为囫囵观念的东方往往被化约为一种被动的客体，而同样亦为囫囵观念的西方则常常是在认知意义上高出一等的主体。
只有依托法治的一般或基本原理，建构好党的领导与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关系，未来才有可能让党国宪政体制成为现代宪政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欧美法律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张扬东方法律主义，乃主体自觉之必然反应，这无可厚非，但这种理论取向始终存在着易被用作捍卫现实存在而抗拒必要改变的一种资源之可能。
这些在中国已经制度化了的事实，往往进入不了研究者的视野。⑦［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45之于当下中国语境，真正的法律多元不应仅仅关注民间习惯法，而且还应关注数量庞大、在中国发挥巨大政治社会功能的法律规范——党规党纪。现实中，此等对法治特别是中国法治应然图景的守持难以契合党国体制这一最大的政治现实，甚至依托此等观念的法治建设思路本身可能就是引致中国法治发展治丝益棼陷入治理危机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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